假设一名考生分数不够靠造假上线，社会舆论估计都会很愤怒。现在，为什么就对何川洋格外容忍呢？难道犯错之后，我们是根据分数好坏来决定谴责与否？

　　违规受到惩罚是必须的，这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，以及更大的社会普遍秩序。同情理解造成的分歧，最多只是涉及惩罚程度的轻重才对。

　　此案最有意义的地方，就在于它引起的价值观碰撞，希望能加强人们对公平正义的进一步理解，学会对法治规则的基本敬畏。

　　主持人：本报记者龚丹韵

　　嘉宾：章友德（上海政法学院社会学教授）

　　龚丹韵：何川洋不加分也是当地的高考状元，但民族身份造假的行为本身，还是属于违法乱纪。对此，舆论呈现相反的两端：一边是要求按规定取消录取资格，以警示后来人，维护公平的社会秩序；一边是对他个人的同情宽恕之声不绝于耳。一时间令何案陷入了进退尴尬的地步，对此您怎么看？

　　章友德：假设一名考生分数不够靠造假上线，社会舆论估计都会很愤怒。现在，为什么就对何川洋格外容忍呢？难道犯错之后，我们是根据分数好坏来决定谴责与否？不管成绩假不假，没考试之前谁也不知道。这种造假行为，何川洋和其他被查出来的30多名考生是一样的性质。何川洋的成绩如果可以认可，其他造假考生不也能获得认可吗？

　　有人说他太小，一切都听家长的。且不谈何川洋本人，这些年来有无数机会可以自己纠正却没这样做。关键是，按此逻辑推理，以后但凡高考的造假舞弊，是否都能以考生太小是家长做主为理由，只惩罚家长，不用本人承担任何责任？其后果我想人人都可以猜到，那就是将来高考可能会造假满天飞，而只要成绩达线，就让父母揽下所有罪行，本人心安理得读大学。这真的公平吗？无论考分结果，法律首先维护的是程序上的正义，就是为了防止这种局面的扩散。

　　龚丹韵：但同情舆论如此之多，据一些网络调查表明，甚至超过一半。是不是背后折射出某些社会心态？

　　章友德：何川洋现象，首先体现了价值观的失范。民族身份造假不独何川洋一个，当地被查到一批，可见失范的行为已经形成共识，有一批父母亲们，滥用职权、突破底线。这已经不是何川洋的偶发行为，而是一起集体事件，我们不能只看到何川洋一个人分数过线。

　　其次，一些不顾社会规范的舆论，体现了国民价值观的混乱。为何川洋开脱的很多人，可能自己也有艰苦的高考经历，或自己的孩子面临高考压力，于是将心比心，似乎只要孩子成绩是真的好，其他一切都好，这是典型的马基雅弗里主义———只要目的达到，可以不论手段如何。舆论者们平时的生活言行，或许都已经默认价值观的一再退守，所以当看到何川洋分数如此之高，也就不觉得违法行为本身有多严重。这样的思维背后，与其说是对一个孩子的同情心集体爆发，不如说这种扭曲的价值观，本来就是成人社会的潜规则习惯。

　　龚丹韵：国内对高考状元的炒作一直长盛不衰，可见分数高于一切的心理，我们由来已久。

　　章友德：对状元的吹捧，是基于传统光宗耀祖的心理。按理说，考到了自己想要的学校和专业，举家欢喜也就够了，有必要非得铆牢某个地区的第一名吗？

　　我们一些传统文化里的弊病，还没有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而彻底消失。毕竟在儒家文化中，并没有程序正义的概念，更喜欢讲熟人社会的人情伦理，与现代法治理念并不完全一致。今天我们说，每一个公民都有享受教育的平等权利，这在过去任何传统文化中都是没有的。毕竟，巨大的社会转型还只有短短三十年，概念还只是概念，没有完全内化为国民的价值观和行为，中体西用的思想仍然很严重。

　　为一个高分，就可以忽视侵犯其他人平等权利的行为，说明我们三十年的改革中，一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规则还有待完善。不少人误读了市场经济的价值基础，把它理解成了极端私利。所以这已经不是一个何川洋的问题，而是社会转型的价值观危机，凸显出尽力适应时代的核心价值的稀缺，以及做人的教育和做事的教育出现严重失衡。

　　龚丹韵：有意思的是，主流媒体和学者文人们，大多持严惩的观点，这恐怕不是偶然吧？

　　章友德：我想这个群体希望的严惩不贷，并非针对何川洋个人，而是更多看到了何川洋事件背后，需要引导一个符合现代价值规范的舆论。不然，就会出现一权在手、赢者通吃的局面。为孩子加分不只是眼前利益的最大化，也是一个家庭未来利益的最大化。这是对其他公民基本权利的侵犯。

　　龚丹韵：道理虽然明晰，但眼下两派观点几乎旗鼓相当，可见大众并未对此达成价值观上的共识。

　　章友德：共识也是有前提的。罗尔斯曾经和诺齐克辩论，一个说现代社会如果一切归零，起点公平，最后通过财富转移的手段帮助穷人，是符合正义的。另一个说，如果第一笔财富的获得没有原罪，那么就没有理由把他的财富拿出去。这是一个公平重要还是平等重要的选择。无论站在哪一方，探讨都有一个默认前提，那就是现代社会需要保证人人都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。我们现在就是共识的前提还未达成：违规受到惩罚是必须的，这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，以及更大的社会普遍秩序，同情理解造成的分歧，最多只是涉及惩罚程度的轻重才对。

　　当然，达成共识也需要时间，不可能一蹴而就，每一次社会舆论的激辩本身，都在促进社会价值观的发育。不仅仅何川洋，如今我们对高考制度也是众说纷纭。双方的分化在于：一种人认为不公平的现实，只能遵循；另一种人认为因为不够公平，所以要为建立更加公平的环境而努力。现在人们不同的立场，其实就是基于这两种不同的态度。

　　退一万步说，就算取消何川洋今年的资格，以他的实力明年重考也行，这并不算是足以影响他一生的惩罚。违背道德法律的后果，就必须去承担，我想这是一个人成长中应该去学会的公民教育。这不只是他个人必须经历的成长阵痛，也是我们民族在社会转型中需要经历的价值阵痛。此案最有意义的地方，就在于它引起的价值观碰撞，希望能加强人们对公平正义的进一步理解，学会对法治规则的基本敬畏。